定風波·自前二府鎮(zhèn)穰下營百花洲親制

　　【定風波】的開頭是“羅綺滿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是說穰城里雖然“羅綺滿城”花花綠綠，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尋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樣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極了。“無盡處，恍然身入桃源路”這種美好境界無邊無際，走進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所描寫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將逝去，沒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詠之地尋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確實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換句話說，對城市的生活已沒什么興趣，必須離開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間去，那里遠比這表面繁華的城市生活來得好。這表明了范仲淹對官場生活已經(jīng)厭倦，對表面穩(wěn)固的朝庭存在著反感，想離開朝庭，離開官場，尋找他途，退隱歸田去，希望過陶淵明式的生活。（我想，這可能就是他屢次請貶的原因之一。）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實質。所以，下片緊接著說：“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數(shù)”，替自己的這種思想進行辯解，認為他想這樣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說，“鶯解新聲蜨解舞。天賦與，爭教我輩無歡緒。”在詞的意境上是寫對景色的欣賞，實際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隱歸田是很愉快的、很樂觀的、很自然的。

　　這首詞，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見受挫之時，其本階級（中、小地主）軟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隱的念頭，乍看起來，這種念頭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實際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奮不顧身”（宋史），“公少有大節(jié)，其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趍舍，其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圣賢不能必，吾豈茍哉？’”。（《范文正公集》《褒賢集：神道碑銘》）可是我認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導一面）。范仲淹消極低沉的時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嚴重而已。這是因為他是封建社會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階級——中、小地主——在當時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jīng)濟上，地位都是不鞏固的，雖然有上升的積極要求，卻是很軟弱的；他所處的時代是沉悶的時代。（關于范仲淹有積極一面和消極一面，從以上分析的三首詞中亦可看出來，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說明，讀者要更進一步了解這種兩面性的具體情況，實質和根源，可參閱馬茂元的《范仲淹的詞》一文，我完全贊同馬氏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也許有人會說，他既然在五十七歲左右有這種消極退隱思想，可是他在58歲時怎么能寫出《岳陽樓記》這樣積極的散文呢？不錯，《岳陽樓記》是篇積極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為旁證，說明范仲淹在知鄧州時（五十七、八歲）思想上消極面積極極面有著激烈的斗爭，而斗爭的結果是積極面占了上風。《岳陽樓記》寫了兩種人在洞庭湖兩景色面前所表現(xiàn)的兩種不同情緒，實際上與他自己的思想有關。他年輕時，生氣勃勃，積極進取。后來三遭貶職（知鄧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鄧州前充邊任），知鄧州時，年紀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極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陽樓記》最后強調“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正是他自己的矛盾著的兩種思想傾向對立斗爭的結果，積極一面占了上風了，他過去一貫的積極處世的思想復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說：“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否定了消極一面，希望、鼓勵自己向古仁人看齊，希望、鼓勵自己比古仁人更進一步。他在這時思想斗爭的結果是積極一面占了上風，但當時的消極一面卻在【定風波】中記錄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