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荊軻》鑒賞

　　歷史故事“荊軻刺秦王”，歷代都有名人歌詠。晉代左思作有《荊軻飲燕市》，借歌詠荊軻以抒發(fā)對豪門權貴的蔑視；晉代陶淵明作《詠荊軻》，以詩的形式不僅再現(xiàn)了當年荊軻刺秦王的悲壯經(jīng)過，而且以“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嘆惋頌贊之情；而柳宗元作的這首《詠荊軻》內(nèi)涵更為豐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語言成功地描述了這一重大事件的錯綜復雜的情節(jié)，精心制造了一個接一個的高潮。特別是繪聲繪色地描寫了荊軻臨行時的悲壯場面和刺秦王的緊張激烈場面，生動體現(xiàn)出荊軻的勇敢、真誠、剛毅、愚狂的性格特征，從而使荊軻的形象躍然于紙上。而此詩的新意更在于詩人對荊軻作出了“勇且愚”的評價。秦國虐待作為人質(zhì)的燕太子丹，殺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別是秦軍濫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國家的種種暴行，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對于像荊軻那些抵抗強秦，進行自保的人和事，則應給予一定的同情和頌贊；但是，對秦王采取暗殺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說是一種愚蠢而又危險的行徑。因為這類行徑無論如何不會改變歷史發(fā)展的趨勢。詩人對荊軻刺秦王這一愚昧盲動之舉，表示了深深的嘆惋。燕太子丹錯誤地將燕國的命運完全寄托在荊軻一人身上，誘使荊軻充當犧牲品，而荊軻卻樂于效法古人，鋌而走險，終于喪命，這是歷史的悲劇。其實，荊軻即使能殺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國退還侵占各國的土地，從而挽救大勢已去、行將滅亡的六國。

　　唐代俠風猶盛，安史之亂后，皇室與強藩之間矛盾劇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對方陣營中的要人一時成了熱門話題與首選的手段。此詩即反映了柳宗元對這種政治上的短視與盲動的輕蔑，也表達了作者在國家統(tǒng)一上排斥“詐力”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