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招》鑒賞

　　王逸說：“《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漢代既已不能明，則后世更是聚訟紛紛。洪興祖認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則斬釘截鐵地說：“《大招》決為（景）差作無疑也。”黃文煥、林云銘、蔣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啟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頸，若鮮卑只”一語，定為漢人作，劉永濟、游國恩從之，朱季海則更具體地說是淮南王或其門客所作。我們認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應當是王逸所說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煩亂，恐命將終，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銘、蔣驥所肯定的“原招懷王之詞”。這篇作品語言古奧，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創造性，應當是反映了較早的楚宮招魂詞形式。所以，不當產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應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時屈25歲（胡念貽）班究認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對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懷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懷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輩份，名曰“大招”。

　　本篇開始按招魂詞的固定格式陳述四方險惡，呼喚魂不要向東、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寫楚國宮廷的美味佳肴，音樂舞蹈美女之盛，宮室之富麗堂皇，苑圃禽鳥之珍異，最后夸飾楚國之地域遼闊、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對楚國遵法守道、舉賢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寫，實際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離騷》中回顧年青時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來，且一脈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來歸，尚三王只。”這同《離騷》中稱述“三后之純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誤作“五”）以為像”的情形一樣，都反映出屈原作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國最強盛的時代，既要尊稱國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單一的招魂祝辭，而是于其中蘊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過極言東南西北四方環境的險惡，極力鋪陳楚國飲食、樂舞、宮室的豐富多彩、壯偉華麗，來招喚楚威王的亡魂，表達了對楚君的無限忠心和眷戀之情；“自曼澤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則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則勸親之經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詠也。發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斂之功。舉杰而誅譏罷（疲），舉直錯枉之效也。直贏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澤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歸之射禮，則深厭兵爭之禍，而武王散軍郊射之遺意也。于此可以見原志意之遠，學術之醇，迥非管韓孫吳及蘇張莊惠游談雜霸之士之所能及。”（蔣驥《楚辭余論》）這樣，作品的現實意義和戰斗性便大大加強了。

　　本篇在結構上也具有特點。采用開門見山的手法，直接點題，一氣而下。環環相扣，所以諸家分章頗分歧。由“青春受獻”而時光飛逝，春色盎然而萬物競相展現自己的生命力，點出招魂的具體時節。下文“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的呼喚，入題自然，干凈利索。在對四方險惡環境的夸張描述之后，以“魂魄歸徠，閑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轉入到對楚國故地的環境描寫，闡聯順當，一點也不顯得突兀。并以“閑以靜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壽延只”作為主題，給下文的大肆鋪敘作綱領。在對楚國飲食、樂舞、美人、宮室等的鋪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靜以安只”、“恣所便只”等與它們相呼應，前后照應，相互關聯。下一層緊承“居室定只”，由室內而擴展到室外的“接徑千里”，由此聯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國人民，以此為出發點，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對治理國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結構上渾然一體。

　　《大招》在語言描寫上雖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詭，但仍以其華麗多采的語言，給我們展現出一幅幅奇譎詭異、絢麗多姿的畫面。尤其是描寫美人的一段，不僅描繪她們的容貌、姿態、裝飾，而且深入展現其心靈性情，不同氣質、不同狀貌的美人紛紛登場亮相，具有濃郁的楚民族風范。全詩幾乎都用四言句，顯得簡潔整齊、古樸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創作風格。